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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脚步——连载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胜利。据统计,1952与1949年相比,全国工农业总值增长77.5%,年均增长21.1%,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当时的国民经济依然十分落后, 尤其是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6.6%,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35.5%。我国的工业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国,甚至连印度都不如。以钢产量和发电量为例,1952年钢产量中国人均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发电量中国人均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2949度[1]。关于我国工业的落后状况,主席曾经有一段生动和形象的描述,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因此,当国家时局稳定之后,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

  由于苏联率先承认了我国的新政权,1949年12月访苏,1950年2月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必然被中国所接收。

  我国从1951年开始着手编制“一五”计划,到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历时近四年。计划编制过程中, 边讨论、边修改、边执行,先后五易其稿。期间,中央领导人对“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1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我国东北地区在基本建设、工业等方面已经逐步实行计划管理。2月19日,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朱德在全国工业会议上提出:“中国工业要走上计划经济。中央已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五年计划。现在编制一年(即1951年)计划,必须联系三年(恢复时期)计划,三年计划又要与五年计划相衔接。”[3] 2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着手进行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在周恩来、陈云组织领导下,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于2月开始试编五年计划的纲要。由于当时我国正出兵朝鲜作战,尚未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全国经济建设大局没有确定;加之,政府所掌握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不全,所以这个计划纲要仅仅是一个不成熟的初步设想。据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回忆,苏联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品有3000多种,而我国当时只有300多种,其中只有30多种有统计资料,其余的只是参考有关资料估计的[4]。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时,我们的统计资料不完全,对国民经济的基本情况没有掌握,到底有多少钱也不清楚。那样怎么订计划呢?首先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考虑一下中国这样的国家建设起来,应该搞骨干,搞主要项目……因为我们主要是从需要出发,对我们国家的力量没有很好地计算,因此这个计划是否能够全部实现把握不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依靠苏联帮助,他们比我们的经验丰富。”[5]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回忆:“我们开始时对‘指标’、‘基本建设’这些词都不会讲,计划表格也不会拟定,都求苏联帮助[6]。”

  1952年初,国民经济恢复良好,财政收支不仅实现了完全平衡而且还有结余。中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5月21日至6月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比较详细研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李富春报告了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分行业计划的提要。他说,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上,农业、轻工、交通应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7]。6月,经过上上下下的紧张工作,由陈云(时任中财委主任)主持起草编制出十万字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一共有25个小册子,主要内容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各个行业的建设计划。7月1日,陈云给写信,汇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准备工作情况。他说:“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功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的装备的要求。[8]”中央政治局对这个草案讨论后认为,可以带去苏联征求意见,以此作为基本依据,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

  7月10日,周恩来给并、朱德、陈云等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所拟分工计划如下: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9]”接到信后当日批示同意。

  为了编制“一五”计划,中财委计划局的同志夜以继日,做了大量工作。1951年秋,柴树藩从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中财委计划局综合计划处处长。柴树藩的女儿回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都在跑里跑外地忙碌着。旁边一个不大的房间是父亲加班时的卧室,书架上摆满了中外书籍、地质、土壤、冶金、建筑等等,涉猎广泛。原来父亲在拼命读书…… 父亲他们是根据中央关于加紧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加班加点汇总各地各部门的上报材料。”柴树藩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用自学的俄文,加上原有坚实的英文底子,参考大量英文资料,编译出了《苏联基本建设的设计、预算与计划》,书稿刚出来,陈云就批示赶快付印,这本书成为当时中国计划工作人员的基本参考资料[10]。

  8月15日,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征求苏联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很大,包括工业、农业、林业、军事等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时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袁宝华回忆:“由于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出国,所以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出国之前,陈云同志把我们召集起来,提出了纪律要求:一是不讲越过职权的话,不该讲的不要讲,该讲的也要先请示了以后再答复对方;二是在行动上,外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后才可行动。如果要找人会客,必须有正式手续;三是在风俗习惯上,要入国随俗,按规矩办事;四是不能乱敬酒,不准喝醉酒,主要是因为苏联人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要喝醉为止;五是外出坐车要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由于刘亚楼同志在苏联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熟悉,我们的生活和一切活动都由他来安排。出国前,国家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套衣服,还做了夹大衣,发了皮帽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却没有做夹大衣,仍然穿着那件旧的、蓝色夹大衣。[11]”

  当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特意派遣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专供接载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机不大,一架飞机只能坐16人,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途中经过伊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宋劭文(时任中财委计划局局长)曾回忆:“去伊尔库茨克的路上,我和周总理同乘一架军用飞机,飞机很小,只能乘坐5、6 个人,同机的还有装甲兵副司令员邱创成、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几位同志。飞机一起飞,罗舜初就掏出刮胡刀刮胡子,我好奇地问他:‘一会儿就到达目的地了,你急着刮胡子干啥?’罗舜初说:‘我的胡子长得很快,一天不刮都不行!’当时我半信半疑地又追问了一句:‘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吗?’这时周总理亲切地插话:‘是的,我的胡子也是那样!’我这才信服地点了点头。”旅途中,总理谈笑风生,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代表们在伊尔库茨克住了一夜,第二天换乘飞机,继续赶路。离开宾馆时,周总理按照以往的习惯,与宾馆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的热情周到的服务。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与苏联领导人商谈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

  8月20日,周恩来与陈云、李富春等一起同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苏联方面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也在座。周恩来谈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斯大林愉快地表示,愿意尽力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和派遣专家及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中国帮助。斯大林笑着对周恩来说:你们运气好,革命获得成功,所以苏联应当帮助你们。

  第一次会谈后,周恩来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等文件送给斯大林参阅。当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中,将我国的工业增长速度设定为年均增长20.4%。斯大林指派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直接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商谈各项具体问题。为了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组,分别与苏方各相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便于同苏方谈判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编制问题。

  9月3日,斯大林再次会见了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重点谈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斯大林谈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第二,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一定很快,但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速度为20%过高,应下降为15%为宜,计划要留有余地,要有后备力量。第三,苏联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技术、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斯大林还对周恩来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的肯定意见,需要用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能给什么。你恐怕不能久等。周恩来说:我们来时,预定我和陈云9月中旬就回去,李富春和一部分同志可以留下。

  周恩来这次访苏期间,中苏双方都是比较愉快的。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成果,苏联同意帮助我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所需的设备、贷款,答应派一些专家帮助建设中国。谈判期间,斯大林多次举行宴会招待周恩来等人。一次,斯大林举起一个斟满白酒的大酒杯,要彭德怀也斟满一大杯白酒。苏联的烈性白酒是闻名的,斯大林的酒量也很惊人,他要和彭德怀一饮而尽。在一旁的师哲(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中央领导人俄文翻译)知道彭德怀有胃病,不宜多饮酒,要替他说明情况。周恩来连忙示意不要干涉,他知道彭总有酒量。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彭德怀爽快地端起酒杯站起来,同斯大林碰了碰杯,一饮而尽。周恩来高兴地鼓起了掌。

  1952年8月至9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什维尔尼克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合影。右三起:李富春、陈云、周恩来、什维尔尼克、维辛斯基、张闻天、粟裕、师哲。

  周总理工作非常细致,抵达莫斯科后,他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逐字逐句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错过。柴树藩回忆这次谈判时,讲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有一个林业部提供的关于我国森林面积的表格,其中几个数字不准确,被周总理发现了。他在电话中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忍!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任。’我对总理的批评是完全心服口服的,并立刻在王鹤寿、李范五等同志的帮助下,核对和校正了所有数字,但对自己没有做好工作而感到有些悔恨……”第二天午餐时,周总理端着一杯白兰地特意来到柴树藩的餐桌前与他碰杯,表示了对他的关心和勉励。柴树藩说,在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中,他一直将总理的批评谨记在心,时常问自己在工作中是否尽了应尽的责任,这使他少犯了许多错误。[12]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粟裕等一行17人返回北京,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一职,领导各组留下来继续与苏方商量援助项目中的具体细节,主要是落实援助项目。李富春对留下来的同志关心备至,一次,当他和大家聊家常时,听说随团来的一位翻译在国内已有女朋友,并且准备结婚,因为工作需要,推迟了婚期。李富春一见到这位翻译就关切地询问有没有来信?他在翻译的耳边小声地安慰说:等工作一有头绪就叫你回去,但现在还得以工作为重,专心把工作做好。当蔡畅知道这件事后,笑着对李富春讲,我们送他们一个礼物吧! 于是,将一只精美的坤表送给那位翻译。[13]

  为了加强对计划工作的领导,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国家计委的工作任务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编制我国长期和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计委领导成员如下:

  委员:陈云、彭德怀、、、饶漱石、、彭真、李富春、、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志文、马洪、薛暮桥

  国家计委于1952年12月5日正式办公。到1953年5月止,委内先后设17个机构:(1)办公厅;(2)综合计划局;(3)重工业计划局;(4)燃料工业计划局;(5)第一机械工业计划局;(6)第二机械工业计划局;(7)交通运输计划局;(8)轻工业计划局;(9)地方工业计划局;(10)农业水利计划局;(11)贸易合作计划局:(12)文教卫生计划局;(13)劳动工资计划局;(14)城市建设计划局;(15)成本物价计划局;(16)财政金融计划局;(17)私营企业处。上述各厅、局的编制共1225人,加上工勤人员为1538人。干部来自刚刚撤消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及六个大区的有关部门,例如东北计委、东北工业部、东北财政部等。高岗亲自点名调王光伟参加组建国家计委,负责干部工作。王光伟奉命从沈阳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提前一个月赴北京,其中包括善于行政管理的陕北红军老干部韩增胜,他朴实得像一位农民。也随安志文、马洪从东北到了国家计委工作。其他各大区到国家计委的干部:中南有张玺、宋乃德、王光中、何幼琦、吴传启等,华东有骆耕漠、胡明、勇龙桂等,西南有李斌、刘星等,西北有刘墉如等,华北有顾大川、范若一等。另外,还有团中央的宋养初、教育出版社的高云屏、朱德的秘书孙泱,他们三位是稍后一些时候调来的[14]。

  国家计委当时有“经济内阁”之称,权力很大。关于国家计委的工作,中央曾专门讨论过,作过重要发言,他考虑到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提出“边打、边稳、边建设的方针,计划工作要学习苏联经验,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做。”国家计委刚成立时,在中南海的颐年堂接见了计委领导干部,并且留大家吃了饭。他提出,做计划不要坐在屋子里做,要反对主观主义。关于国家计委的职责,周恩来在1953年10月送交审阅的《关于计划委员会的机构人员等问题的初步意见》中提出:“计划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编制及检查财金、文教及有关军事工业生产与供应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工作机关。它与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的分工是:它只负责计划的正确编制和检查,至于执行计划当中的日常具体任务,则完全由财经委、文委等行政机构分别负责。”

  1952年12月5日国家计委正式办公,最初的办公地点设在北河沿54号的原“北大三院”, 院子的布局比较杂乱、破旧,胡同都是土路。 所有干部、家属的住房全部租民房,分散在全北京城。所以,必需选择新的办公和宿舍区。1953年春,在西城区三里河选定新址,这里是一片乱葬岗但地势平坦,既不占国家耕地也没有拆迁问题,而且距离城区不远;当年秋,一大片灰色的苏式建筑群在这里拔地而起,共建有216个门栋,就是现在的“三里河一区”。50年代,大家都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精神,在1955年计委办公楼没有建好之前,刚建成的宿舍楼中,有44个门作为委机关办公用房,计委的委领导们在一座设计为幼儿园的二层小楼里临时办公。

  1953年4月,张玺夫妇(右一、右二)与韩增胜(左一)、王光伟(左二)、倪伟(右三)等人在北河沿54号合影

  关于建计委办公大楼,1952年调入国家计委工作的周之英同志回忆,当时北京的许多大型建筑,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时兴盖宫殿式的大屋顶,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按三里河地区的原建设规划,“四部一委”(即指一机部、二机部、重工业部、财政部、国家计委)的办公大楼都要盖上大屋顶。1954年李富春同志接任国家计委主任后,提出要坚决贯彻中央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负责办公楼筹建工作的王光伟说,修建大屋顶需要绿色的琉璃瓦,琉璃瓦的生产工艺要靠老工匠传承,一块琉璃瓦得花一元多钱,而修建“大屋顶”需要近万块琉璃瓦,这在当时太贵了。虽然“大屋顶”很辉煌,但是它只是起到装饰功能而没有实际功能。他考虑到当时国家并不富裕,要把国家资金用在经济建设的“刀刃”上,提出取消国家计委办公大楼大屋顶的动议,并得到李富春的支持。所以,计委办公楼就成了现在这样的“平顶头”,为节约国家财政带了一个好头。[15]

  [3]《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4]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5] 薛暮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1957年 3月),摘自《薛暮桥文集》第4卷,第214页。

  [6]王光伟:《周总理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怀念周总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7]《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8]参阅:余玮著《传奇陈云》,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12月第2版,第   202 页。

  [9]参阅:《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 474页。

  [10]参阅:王宗光主编《怀念柴树藩同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5 页。

  [11]参阅:宋劭文:《周总理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年01月05日,人民网。

  [12]参阅:宋劭文《不尽的思念》; 王宗光主编《怀念柴树藩同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13]参阅:房维中等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页。

  [14]参阅:于永平《奋进六十年》,中国经济导报,2013年8月8日;赵家梁《我的自述》(未刊稿),第151页。

  [15]参阅:周之英 《那些感动着我的优良传统》 中国经济导报 2013年1月10日;王光伟回忆文章(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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